01、韓、趙、魏三家分晉→揭開戰國序幕：
晉國本是春秋時代之大國，長期稱霸於中原，晉文公更是春秋齊桓公之後的霸主。但至春秋末年，晉國的王室衰微，卿大夫崛起，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在自己的統治範圍內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稱之為家。
韓、趙、衛三家原是東晉所分封的三個「家」，他們瓜分了晉國的土地，周王室遂承認此三家的正統地位，封為諸侯國，不再是晉國所分封的家，而是諸候國。三家分晉就是春秋與戰國的分界。實際上「晉」已是名存實亡的了。
三家分晉是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是中國奴隸社會瓦解，封建社會確定的標誌，所謂「封建」，就是指王者以爵土分封諸侯，而使之建國於封建的區域。這是上古時代部族聯盟對各部族土地和人口施行的一種制度化管理方式。從此，霸權政治結束了，七雄兼併的戰國序幕揭開了。韓、趙、魏三家崛起分了晉國，而成了戰國的七雄之一，他們各有其特殊的政績。
韓、趙、魏三國的特殊政績：
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
趙國的第六代國君趙武靈王，執政27年。他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所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對於當時和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趙武靈王在大臣肥義等人的支持下，仿效匈奴軍隊的裝備，令全國民眾穿胡服，採取胡人的短衣、長褲服式，挽弓騎馬習射，乃中國軍事史上一大突破。趙國軍力開始強大，成为戰國七雄之一。
由於胡服騎射不單是一個軍事改革措施，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移風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對傳統觀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除了百姓接受有困難外，朝廷內的抵觸情緒也很大。貴族官僚，拒絕胡服騎射。他們或公開反對，或稱疾不朝。群臣也都不願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這樣巨大的阻力面前，趙武靈王沒有灰心，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以說服代替強迫，以理服人。由於胡服騎射順應時代的要求，代表趙國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強敵侵擾的願望，加上趙武靈正採取說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廣的措施，最終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
清梁啟超認為，商周以來四千餘年，華夏族與戎狄戰爭中勝者不及十分之一，其稍具歷史之光者，僅趙武靈王、秦始皇、漢武帝、宋武帝四人。他甚至稱趙武靈王為黃帝以後的第一偉人。
魏文侯用李悝變法：
魏文侯是戰國初期頗有聲望的國君。他禮敬賢人並重用賢士，任用法家的李悝為相，以「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為原則實行變法。魏國經過變法國勢強盛，先後以樂羊為將敗中山國，以吳起為將攻取秦國西河五城。以西門豹為鄴令，以翟璜為上卿，改革政治，興修水利，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
到了第三代的魏惠王，他在位三十六年，前十八年靠文侯打下的基礎，與諸侯交戰互有勝負。後十八年則連連敗績。一次是伐趙，被齊國派田忌、孫臏用計大敗於桂陵；再一次是伐韓，又被田忌、孫臏大敗於馬陵；另一次是被商鞅率秦軍打敗，盡失河西之地。這幾次大敗使魏國兵力耗盡，國力空虛。自魏惠王由安邑遷都到現時是開封的大梁後，魏國亦稱梁國，在《孟子》一書中即稱其為望之不似人君的梁惠王。
韓國，有強弓勁弩，用法家申不害為相：
韓國北臨魏趙，東有齊，南有楚，西有秦，四面受敵，是七雄中土地最小的國家。幸而韓國以其著名的兵器「弩」，為各國所畏懼。所謂「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國的弩能射800米之外，韓國的劍也異常鋒利，可斬堅甲鐵幕，而韓國國勢最強要數韓釐侯在位之時。他用法家的申不害為相，內政修明，國成小康之治。
申不害變法，是戰國時期法家申不害在韓國境內的一個改革。申不害除了與其他法家人物一樣講法治外，主要強調君主的統治之“術”，即任用、監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認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們是否名副其實，工作是否稱職，言行是否一致，對君主是否忠誠，再根據瞭解到的情況進行提拔和清除。“術”的提出，對於當時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課制度，有相當重要的意義。變法使韓國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
法家中有三派： 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韓非子》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
中國封建始末：
周武王實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為了安撫殷民，同時加以監視；其次是進行武裝移民，藉此擴展勢力；三是籠絡人心，以鞏固周朝的統治。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國家政權實行中央集權制，取消「封建制度」，秦王朝在全國推行單一的「郡縣制」。漢朝承襲了秦朝「郡縣制」。實則上自三國開始直至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各個時期國家行政區劃管理上不同程度實行了「封建制度」。